深度调查行业的兴衰

作者:楚团长

过去两天,焦虑席卷全国,除了制药公司的资本大鳄之外,还有两个人物被意外牵出,他们就是著名记者王克勤,以及他在《中国经济时报》的顶头上司包月阳。

2010年3月17日,时任《中国经济时报》首席记者的王克勤,发表了一篇重磅的调查报道。两个月后,签发这篇报道的总编辑包月阳被免职,调去仅有20余人的中国发展出版社工作。第二年七月,《中国经济时报》调查部被解散,王克勤被迫离职。
已经是明星记者的王克勤,找新工作并不难,他在2011年9月加盟了《经济观察报》,任总编辑助理。但新工作并没有干多久,在2012年10月,《经济观察报》调查新闻部也遭到了解散,王克勤不久后便再次离开。
王克勤离职时带走足足2吨重的上访材料
2013年2月,北京
2018年7月22日,包月阳发了一条意味深长的微博:“有时候,时间能改变一切。有时候,时间什么也改变不了。”
在这焦虑和愤怒的一天内,57159个转发,7401条评论,65416个点赞。
不过,这些当年冲在报道第一线的人物,得到关注的时间总是短暂的,相信不久后,他们的消息就会被淹没在综艺八卦和明星绯闻里。人们只会在事情降临到自己身上时,才会问:“那些为我们抱薪取暖的人,他们都去哪儿了?”
王克勤和包月阳的遭遇,只是中国深度调查行业的一个缩影。这个曾经坚硬和骄傲的行业,凋零地无比迅速。根据中山大学张志安教授估计,现在仍在从事一线深度调查的记者,不过数十人。
深度调查行业的兴衰,是这篇文章的主要内容,文章包含四部分:
1. 曾经辉煌的过往
2. 日益衰落的纸媒
3. 凋零离去的记者
4. 深度报道的未来
下面进入正文部分。
1. 曾经辉煌的过往
朱镕基的“五不”很出名:不题词、不受礼、不吃请、不剪彩、不批条子。但他给《焦点访谈》破过例,在1998年视察中央电视台时,用签字笔给节目组留下了“舆论监督,群众喉舌,政府镜鉴,改革尖兵”的十六个字勉励。
曾有部长忐忑地对敬一丹说:“现在我晚上都不敢出去吃饭,因为怕耽误了看《焦点访谈》。总理常在会上问:‘你们看昨晚的《焦点访谈》了吗?’答不上来怎么办?我如果有事看不成,就让秘书看,让家人看,再告诉我。”
那会儿权威单位都怕记者,而且特别怕《南方周末》。在南周的旗下,余刘文扳倒了背景深厚的昆明恶霸;赵世龙在洗脚城卧底三天揭发了湖南高考舞弊案;孙保罗揪出了贵州官场一串串庸官,等等等等……
那是纸媒的辉煌时刻,江艺平时代的《南方周末》广告收入过亿,好的记者月收入过万,要知道2000年全国城镇员工平均工资才780元。曾经有记者这样描述上世纪90年代南周的工资:“钱发下来了,还没来得及存进银行,下个月又发了。放在家里,一摞一摞的。”
在崇高的荣誉感和高薪的激励之下,一大批深度报道记者活跃于神州大地。急速崛起的中国经济,带来了诸多光芒四射的成就,也催生了许多暗黑莫测的罅隙,这给深度调研提供了丰厚的土壤,而媒体为了扩大社会影响力,也鼓励记者做深度报道。
那个年代为我们留下了很多教科书式的深度调查案例,而那些诸如“让无力者有力,让悲观者前行”、“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”等文字,时至今日都让人热血沸腾。当年洛阳纸贵、一报难求的盛况,依然历历在目。
雪球创始人方三文,北大中文系毕业后就加入了《南方周末》,他后来说“当时我觉得,《南方周末》就是中国最好的报纸,最好的媒体,也是我能找到的最好的工作。到现在为止,我都为当时能进《南方周末》感到幸运和自豪。”
《南方周末》前著名记者,如今腾讯的副总裁陈菊红后来写过一篇《离开》,她说:“那些金子一样的日子,闪亮得让人不敢相信。”
2. 日益衰落的纸媒
2010年之后,在各类新媒体冲击下,纸媒开始急速衰落,2012年8月微信公众号横空出世,传统报纸和杂志的收入利润更是江河日下,总印张2011年顶峰时的2272亿张,急速下跌到2016年的1267亿张。
报纸出版行业收入的停滞,伴随而来的是广告主的离场,报纸+期刊能够拿到的广告投放费用日益减少。在2016年,这种广告投放的同比下滑比率居然超过了40%,纸媒经营的困难可想而知。
而与此相对比的是,网络和移动广告投放正在井喷,其中网络广告从几百亿的规模,迅速做到了2017年的近4000亿;而移动广告也从无到有,2017年规模发展为2649亿。
著名记者王志安曾经说过:“在中国,记者这个职业的天花板太低,几乎没什么成长性,30岁不进入管理层或者转行,就是失败的代名词。但调查记者对知识,经验有很高的要求。不用感慨,有人愿意为调查记者开出百万年薪,人会排着队回来。所有不付钱的感慨没什么价值。”
但显然,急速衰落的传统媒体,已经没有了90年代的阔绰,调查记者们的大批离开,是必然的问题。当然,这不是大批优秀记者离开的唯一原因。
3. 凋零离去的记者
世界杯期间,中国仅有几万名注册足球运动员的真相刺痛国人,但调查记者的数量,比足球运动员还要稀缺的多。
一直将调查记者作为研究对象的学者张志安在2011年发布了一项《中国调查记者生态调查》,直言“即使用最宽松的定义标准,全国调查记者也不过数百人”。
而到了2017年,当年尚能找到334名调查记者的张志安,在撰写《新媒体环境下中国调查记者行业生态变化报告》时,仅仅联系到175名调查记者。六年时间,调查记者的人数又几乎腰斩。
河南《大河报》的一位调查记者曾说过:“2000年的时候,记者的工资达到五六千、六七千,当时郑州的房价是一千多,可想当时的收入是非常高的;现在郑州的房价每平米1~2万了、多的3~4万,现在记者的人均工资才四五千”。
曾经调查记者是天之骄子,如今他们的工资,只抽得起娇子。报道了三聚氰胺的简光洲2012年在社交媒体上写道:“理想已死,我先撤了,兄弟们珍重!”
记者身处时代前沿,他们极其敏锐的察觉到行业兴衰的转折,当互联网无可阻挡的崛起时,不少记者便奋不顾身的扑了上去。
报道过鸡西矿难、焦作录像厅失火等重大事件的李玉霄,在2006年投入腾讯的怀抱;打造了《卧底番禺传销》、《揭开传销绝对秘密》等传销系列的傅剑锋,也在2011年告别记者生涯,成为腾讯新闻中心的副总监。南周头版编辑方三文头也不回的去了网易,随后创办了互联网投资社区雪球。
《21世纪经济报道》的一代稿神郎朗,能用稿费在广州买房的男人,写过一篇广为流传的《一个10年老记的心声:我为什么要离开》,解释自己为何离开纸媒“为了人生不留遗憾,为了不在平媒大船沉没中跟着沉沦,我必须走出这关键的一步。”
马云说员工离开,要么钱没给够,要么心委屈了,记者们主要可能还是心委屈了。
被誉为“中国揭黑第一人”的王克勤,当年打扮成农民,把笔记本和相机藏在麻袋里,嘴里叼着烟,开着拖拉机,突破封锁报道了定州征地血案,其中曲折艰辛闻者落泪。但当他站上央视的领奖台时,这种荣誉感和自豪感也是无可取代的。
不过这种荣誉感并不能当饭吃。这个硬的像刀一样的汉子,四次因为各种原因被报社劝退,长期只能拿底薪,出门调查大多坐公交,更是曾被人打电话威胁要来“接”他老婆孩子,一家人在荷枪实弹的警察保护下度过了好几天。
所以,这个曾经号称要把调查记者做到80岁的人,后来去做了公益,帮助他调查过的尘肺病人。
2003年连续报道了孙志刚案和非典情况后,南方都市报的总经理喻华峰、总编程益中因涉嫌受贿被带走,差点被办成铁案的他们被放出来后,渐渐淡出了纸媒。喻华峰创立了本来生活网,程益中加盟了乐视体育香港公司。
名单上还有很多人,比如孙保罗、郭国松、朱德付、余刘文、谭庭浩、赵世龙、简光洲、付振中、陈峰、邓飞、龙志、刘建峰、朱文娜、景剑锋、傅桦、仇子明、乐倩、杨琼文、卢广……
他们具体的遭遇,这里就不做细述了,原因想必不难明白。
而那些受惠于调查揭黑的网民,也并没有坚定地站在调查记者一边,反而在近些年一波接一波的污名化记者和妖魔化媒体的风潮中,向他们投去了冰冷的石块。在转发包月阳微博的那57159个人中,又有多少个没跟风骂过记者呢?
因此,对于大部分艰难挣扎的调查记者而言,他们的左耳,可能响着周华健的那句歌:其实不想走,其实我想留;而他们的右耳,则可能是李诞的那句话:
人间不值得。
4. 深度报道的未来
1894年,美国GDP超越英国,成为世界第一,随之而来的不是民主、文明和健康,而是腐败、剥削和污染。贫富差距拉大,底层人民焦虑,社会心态浮躁,环境污染严重,食品卫生糟糕……马克吐温用辛辣的笔触将这一切记录在了他的名著《镀金时代》里。
面对社会的种种乱象,“铁肩担道义,辣手著文章”的美国调查记者们掀起了扒粪运动(muckraker),也称黑幕揭发运动。
1905年,25岁的调查记者厄普顿·辛克莱(Upton Sinclair Jr.)以打工的名义,卧底芝加哥的一家屠宰场七个礼拜,目睹了病死猪肉制成香肠的疯狂恶心景象,将其写进《屠场》一书中,引爆了美国人的舆论。
据说,美国总统西奥多·罗斯福读《屠场》时正在吃早餐,当读到香肠中混进死老鼠时,大喊一声“我中毒了!”把吃了一半的香肠扔出窗外,后来再也不敢吃肉,变成素食主义者。
屠场》一书,直接促成了美国国会通过了《纯净食品与药品管理法》与《肉类检查法》,美国食品和药品从此慢慢安全起来。
怀着推动美国社会进步的目的,美国调查记者们再接再厉,写出了2000多篇揭露社会各界丑闻的文章,从市政腐败到经济垄断,从药品掺假到雇佣童工。在调查记者看来这个看似发展迅速的社会,道德的血液明显跟不上肌体的成长,社会实际上藏着令人发指的罪恶与黑暗。
揭露假丑恶的扒粪运动有没有摧毁美国人民建设美好未来的信心?没有。这些揭短反而使美国社会上下达成了改革的共识,诸多影响深远的制度都是在那一时期建立起来的。
扒粪运动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和积极的社会作用,调查性报告成为美国的新闻传统。水门事件、越战等美国历史的重要时刻,都有调查报告在背后左右的身影。普利策奖更是成为全球新闻人的诺贝尔奖。
心系天下的不只是美国调查记者,中国文人从来都不缺少“先天下之忧而忧”的家国情怀,也不缺少心怀新闻理想的青年记者,我们需要思考的是如何给他们更好的社会环境和物质支持。
调查记者并不是一个狭隘的噱头,所有勇于用孤独臂膀揭开残酷真相的人,都是这个社会的守夜人。对他们好点儿,就是对我们自己好点儿,对我们的孩子好点儿。
谨以此文,致敬那些曾为我们挺身而出的人,无论你们现在在哪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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